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速推进，绿色投融资规模呈增长态势。绿色投资资金集中涌入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等“纯绿”领域，而钢铁、化工、交通等传统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项目却面临融资瓶颈，资金供需错配问题凸显。
在此背景下，转型金融成为全球绿色金融的焦点。近日，在2025绿金委年会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交流会期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围绕转型金融等话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转型产业占经济的比重远大于纯绿产业。”马骏认为，在政策、标准和能力到位之后，转型金融业务有望呈爆发式增长。政策支持方面，国际上，《G20转型金融框架》包括了五大支柱、二十二条原则。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编制了四个行业的转型金融目录，我国已有多地出台了地方性转型金融标准。
对金融机构来说，应该及时把握年底前我国将宣布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为转型金融带来的动力和机遇。NDC发布之后，各地方、行业和大型企业就必须明确未来五到十年的碳减排目标和路径。届时，如果企业转型需求已然迫切，而某些金融机构却还未具备提供转型金融的业务流程及服务能力，那就会错失宝贵的市场机遇。
NDC目标将成转型金融新动力
《21世纪》：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一些痛点，尤其是在平衡可持续目标与盈利之间，以及与传统业务逻辑的差异。转型金融是否意味着银行需要重塑业务？银行在转型规划中有哪些前瞻性做法值得关注？
马骏：当前，转型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最初的推动主要来自政策层面，比如央行牵头制定转型目录和地方政府一些监管部门的要求。但政策出台后，真正的执行主体还是银行。目前，大部分银行尚未建立与转型金融相关的内部业务流程。
这里面有两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银行如何准确识别符合条件的客户？第二，项目是不是符合转型要求的？
目前，银行只是在少数案例中试点操作转型金融，大部分还没有建立系统性的转型金融业务流程，包括客户与项目的识别与准入要求。当然，也有个别地方走在前列，比如湖州已累计发放了大约200亿元的转型融资，河北在钢铁领域也有约200亿元的转型贷款案例，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多数地区仍然是空白。
接下来，各家银行必须加强内部能力建设，不仅要完善业务流程和风控体系，还要解决“获客”难题。银行虽然知道某些行业里可能有客户，比如钢铁、水泥、化工，但不知道怎么把这些原本不了解转型金融的企业变成愿意申请转型贷款的客户，这需要大量工作和能力建设。
湖州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请行业专家为企业培训，比如针对纺织行业的高碳企业，专家会讲解如何通过某些技术路径实现碳减排，同时还能提升经济效益，几年内就能收回投资。很多企业听完之后才意识到，转型金融不只是成本，还能提高长期生存能力，甚至赚取更多利润。通过这样的培训，很多企业就从潜在客户变成了转型金融的客户。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谁来做这些辅导、赋能的工作？如果让银行自己做，有人会认为成本太高，而且做完之后客户未必留在自己银行，可能转向别的银行申请贷款。
我认为，除了有前瞻性的银行会主动作为之外，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出面组织专业性、系统性的培训和辅导，让更多高碳企业了解转型金融，提升对转型的紧迫感和可行性的理解，从而成为转型金融的客户。
《21世纪》：今年许多国家都将宣布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的NDC目标对转型金融是否有促进作用？
马骏：到目前为止，在各地推动转型金融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对设定短中期具体的减排目标还没有足够的紧迫感。部分原因是虽然国家宣布了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许多企业认为碳中和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最近，我国宣布将在今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之前公布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这意味着在几个月内，我国将明确未来十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降幅。不久之后，各地区、行业和各大企业都需要拿出自己如何落实NDC的短中期目标和方案，即低碳转型方案。因此，有了NDC的目标之后，对许多认真落实碳中和的企业来说，转型金融就成为必需品，而不是可选项。对这些企业来说，转型不是十年后的事，而是今年应该起步的现实任务。
对金融机构来说，应该及时把握国家宣布NDC为转型金融带来的机遇。如果企业转型需求迫切，而金融机构却还未具备提供转型金融的业务流程及产品和服务能力，那就会错失宝贵的市场机遇。
银行ESG信披仍存缺口
《21世纪》：今年42家上市银行披露了ESG报告，如何看待金融机构的可持续信息披露？
马骏：目前，不管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在ESG报告的披露中，多数都还没有完全达到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的要求，尤其是在碳相关信息披露方面，至少有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关于碳核算。大多数企业和金融机构已经披露了范围1和范围2的碳排放数据，但披露范围3的还很少。对银行来说，范围3碳排放中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投融资活动带来的碳排放，比如贷款给企业后，这些企业产生的碳排放的一部分就属于银行的范围3。目前，这方面的核算还刚刚起步。
第二，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评估。按照ISSB的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评估气候风险和机遇。风险的一个例子是，如果企业继续保持高碳运营，就会面临产品卖不出去、未来被要求购买碳配额等风险，但现在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对这些风险做量化估算。当然，气候变化也会对一些企业带来机遇，比如减碳能力强、有绿色创新技术的企业，可以把相关技术卖给更多客户，赚取更多收益，但大部分企业也没有对这些机遇做量化评估。
第三，转型计划的披露。目前还很少看到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编制完整的转型计划。所谓完整的转型计划，必须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碳减排目标。例如，短期可以设定为5年内碳强度降低多少，中期设定为10年内降低多少。长期目标倒不用太担心，反正到2060年都要实现碳中和，但至少要设定具体时间点，比如2055年达到零排放。目标确定后，还必须配套具体措施，包括技术路径和投融资方案。所谓转型计划的核心就是明确的碳减排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措施，目前大部分上市企业和金融机构虽然披露了ESG报告，但这些与低碳转型相关的核心内容还是缺失的。
《21世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ESG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马骏：ESG评价标准不统一，这不仅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在讨论这个难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ESG披露标准，有些是监管部门制定的，比如我国的生态环境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等都发布了ESG或可持续披露的要求；有些是NGO发布的、行业协会或金融数据和信息平台公司编制的，属于自愿遵守的要求；还有一些是供应链链主对供应商提出的要求。此外，有些披露要求是针对国内利益相关方的，有的（如欧盟发布的）不但对国内企业，也要求外国与欧洲做生意的企业遵守。全球至少有几百套ESG、可持续相关的披露要求，各国ESG披露标准不统一、不兼容，导致披露成本高和跨境交易额外成本等问题。近年来，在G20、IOSCO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协调下，ISSB发布的可持续披露准则正在成为统一国际ESG披露标准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我国，已经具备逐步建立ESG信披统一框架的基础，那就是财政部制定以ISSB准则为基础的我国企业的可持续披露准则。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框架性、自愿性标准，还没有强制执行。不过，未来可持续披露准则的某些内容，可能会成为强制披露要求。无论是证监会、人民银行，还是其他监管机构，最终都要以这个框架为基础，确保对同类企业的披露要求之间的一致性。预计未来这个框架会逐步细化，对该强制披露的实施强制披露要求，并提前公布未来实施强制披露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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